[3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
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以及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对刑事司法原则的规定均有保障人身自由权的性质。二是除本条规定外，没有关于刑事司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因此人身自由不受刑事司法原则的保护。
现代宪法对刑事司法原则的规定在联邦德国基本法上被称之为法院中的基本权利，其实质也是人身自由，俄罗斯联邦宪法等均将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置于公民基本权利部分加以规定，扩大了人身自由的范围。在宪法文本中列举人身自由，主要包括有关刑事司法基本原则、保障公民不受非法搜查与扣押、保障罪犯的人格权和辩护权三个方面。第三，有关刑事司法原则的规定均置于基本权利一章中，显示人身自由司法保障权的重要性。是否存在必须予以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呢？从近代宪法到现代宪法，宪法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列举在不同时期有较大的变化，但总的趋势是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根据法律规定的情形，法律援助费用由国家承担。
所以，如果宪法文本只对人身自由作一般性列举，那么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的范围需要通过司法机关的解释才能得以实现，否则，公权力机关可以以维护社会秩序或者侦查犯罪的名义而限制或者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第二，从宪法第三十三条到第五十一条均采用列举式授权的方式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并没有概括性条款，即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以列举的权利为限，导致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在学理上产生较大分歧，如迁徙自由，宪法没有做出规定，但有关官方和学者将这种现象理解为迁徙自由的条件不具备，因此不做规定，这种解释显然与立宪主义宪法法理存在明显的冲突。如果说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或许还应补充上同时也是受缺失宪法文化启蒙的拖累。
我们现在更加深信，中国宪法学术界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之所以在总体上长期不能深入下去和拓展开来，甚至对个别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还陷入了盲目、迷狂的不确定把握状态，绝不是仅仅可以用真正开展研究的时期不长或宪法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这样的说辞就可以搪塞、敷衍过去的。此次论坛以我们关切什么为议题，思考哲学今后发展的方向，围绕哲学是什么？、如何进行哲学研究、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一味地以强势的姿态出现而利用各种手段维稳，轻视与忽视宪法和宪政的强大调控社会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宪法学者特别是一些有学术造诣的先锐学者，对于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分支学科注入了很大的热情，并亲自致力于各种宪法学分支学科的构建，且在其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意、设计乃至较为完整的体系。
从对宪法规范的研究衍生出规范宪法学。在他们看来，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所做的一切活动和行为，包括制宪、修宪和立法都是一样的，没有性质、品级和次第上的差别。
由于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强盛的大国地位，官民视自己的国家为天朝上国，视八方臣服、岁岁来贡为理所当然。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宪法和其他法律包括民事立法都由全国人大制定，其法律地位和效力就应当是平等的，在平等的法律之间有何理由要写上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字样？关于这方面宪法文化自觉的欠缺，在前面已经作过分析，自不必重述。其实这种不自觉的样态在法学界和宪法学界也屡见不鲜。接着组建国家政权机关，以议行合一为原则，建立一个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再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建或派生其他国家权力机关。
进而言之，如何将宪法变成社会和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为规范，其实也是一个法律特别是宪法智慧和行宪技巧乃至宪法艺术问题。现实中很多学术人，包括宪法学术人忌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那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长期以来，社会和国家的各个方面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习惯地将本领域、本部门和个人的日常活动及生活与普通法律规范联系起来，因为普通法律离他（它）们最接近，甚至须臾不能分离。但是从我们研究的立场上看，接下来的报道就有值得分析之处了。
第五，中国的法学界和宪法学术界在对东西方宪法文化和宪政体制的相互比较、交流、互助、借鉴等方面至今没有达到理性而又科学的认识和把握的程度，这也是对宪法文化缺乏自觉的体现。哲学的各个二级学科、不同的研究团队以及学者个人的特殊关切应该统一在哲学自觉的共同关切下。
2004年在修改宪法时加上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在笔者看来，对宪法文化的自觉的关注和研究，不仅恰逢宪法和宪政的时代话题，而且具有十分重大的宪法理论和宪政实践的意义。
前面我们已就宪法的多元价值和功能的不自觉状态作过一般性的分析。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在学术上更关注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即：如果说启蒙更集中表现在社会的一般层面和普罗大众并非仅仅是宪法意识的薄弱，而是更多地表现在宪法知识的缺乏甚至不识状态的话，那么，自觉似乎更集中体现在社会的思想界特别是知识菁英的阶层。从对宪法理论体系的研究衍生出宪法哲学或宪法逻辑学。如果我们按照宪理与法理的通常理解，首先这两者肯定不是截然分开的，更不是互相对立的或是相互排斥的。二是我们并没有察觉到法治这个词及其理念西方早在一个半世纪前从警察国到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就确立下来了。基于此种体认，一些学术菁英人士力主不能在中国建立和实行宪政，甚至在治国的层面上都不能提宪政这个词。
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指的就是世界范围内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建立，指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和确立‘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总而言之，前面所列举的只是有关宪法文化自觉的一些较为突出和需要改进的方面，但绝不止这些。
这方面的话题很多，可以写出一篇很大的文章，限于篇幅，这里只就几个具体的方面作些简单的分析。本文在宪法学术界率先提出宪法文化的自觉乃至一般法律文化的自觉的学术命题并进行全方位的省思。
现时毕竟是一个人权昌明的时代，无论怎样高扬人权及其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不过分。还应指出，如果他们将上述关于宪政的观点和态度只局限于学术层面上，本着学术开放的立场可以看作是一种学术自由的表述。
最近一二十年虽有改观，但也只停留在有关立法案的序言或引言中用了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表面言辞作为立法的根据而已。这是对国家政权过于简单化的认知，实际上是一个认识误区。与此同时，他们也主张和强调在一般意义上加强宪法的实施，但他们反对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法律手段加强宪法的实施，特别是反对利用司法化的手段加强宪法的实施。这种立场和态度在学术研究成果中可以说屡见不鲜。
现在我们可以说回答了在本文开头所提出的为什么在中国的现时宪法学术界需要实现宪法文化自觉这个原初的设问上了。我们这里所要分析的是更深层次的对宪法的忽视或轻视。
试举一例可以说明这种对东西方二元分野及对西方拒斥的立场和态度。第四，长期以来，知识界包括一部分法学者甚至宪法学者对如何发挥宪法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并没有达到自觉的程度。
而与此同时在国家的立法方面，长期以来，甚至至今也没有关注如何充分发挥和利用宪法这一宝贵的法律资源，创设某种机制或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使宪法不仅发挥其在规范国家政治法律大事的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在社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直接的、密切的规范作用。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即使在我们宪法学术界，同样面临着提高宪法文化自觉的时代使命。
前已指出，宪法发展到当代，早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治国所必须依赖的政治法律工具了，而是逐渐演化成为多价值和综合功能的国家深层次组织结构的载体。还值得在此提出分析的另一个问题是法治与宪治的关系问题。而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法律、宪法知识界不仅达不到这种自觉认知的程度，还长期坚持否认中国也有这样的法律阶梯次第顺序的存在，甚至致力于削平山峰与峰谷之间的差距，使之变为没有任何起伏的一马平川。如果放在其他场合，例如放在外交场合所做的政治法律宣示或在学术层面的研究上确实如此。
根据费老自己的解释，他提出和倡导的文化自觉的核心要点如下： ‘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诸如依法治访之类，举不胜举，这些都或远或近地偏离了法治的真正意义。
第九，深藏在宪法深处的宝贵政治法律资源以及宪法广泛适用的功能至今尚未得到关注、研究和对待，这也是宪法文化不自觉的一种显见的表现。第二，现实知识阶层中包括一些号称思想理论学者和政治学者对宪政的曲解和阻挠建立宪政的努力，也是对宪法文化的不自觉的集中体现。
非有深厚的宪法知识底蕴和娴熟的运用技巧与艺术而不能为，这就是与我们本文所探讨的宪法文化自觉问题联系起来了。由于没有经过宪法文化的启蒙阶段的薰陶而最终致达的学术底蕴的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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